以智济世 行道利国
——论道家特色智库建设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智库”一词闯入大众的眼球，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之一。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何谓智库？智库又称智囊团、思想库、智囊机构、头脑企业、顾问班子，英文叫“think tank”。根据《2013 年中国智库报告》的定义，“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智库的发展以及各个智库之间在思想市场中的博弈，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进程，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国智库正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特色”与“新型”正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关键词。要想在这场风起云涌的崛起浪潮之中脱颖而出，只有理清了中国智库“特在哪里”、“新在何处”，中国智库的无穷潜力才能全面爆发，影响深远。
一、黄老道家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先行者
儒家以仁义治天下，道家以心智王天下。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竞争，首先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一个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必与本民族思想文化体系的兴衰与智谋之士的多寡分不开的。
黄老道学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道教在形成初期，人们称其前身为黄老道。何谓“黄老”？王充在《论衡》中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之源本出自史官，所谓“史官”，就是王室内负责记载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人。向君王陈述“君人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学说）的史官，实为不折不扣的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级别最高的智囊团成员。
黄帝是华夏民族始祖，中华民族的血脉祖先，他以统一华夏族的丰功伟绩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言人。事实上，黄帝用他的亲身访道求学经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智库组建者。
史载：“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
作为华夏部落联盟领袖，传说中的黄帝先师事九玄子，在天台之地获受金液神丹之方。又听人讲广成子有道，遂四处寻访并在崆峒山拜望求教。在他的智囊团成员中，为后世熟知的就有九玄子、广成子、大隗、牧童、玄女、素女、风后、力牧、岐伯、宁封……
《泰一杂子》又曰：
“黄帝诣峨眉见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问何为三一之道？皇人曰：……圣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权以聚财，葵财以施智，因智以制义，由义以出信，仗信以著众，用众以行仁，安仁以辅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制礼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复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尔治，万物自尔得，神志不劳，而真一定矣。”
国无智谋之士则不强、君无智谋之士则不立、事无智谋之士则不成、兵无智谋之士则不胜、商无智谋之士则不兴。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天才和神圣，他的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团队的能量却是无穷的。黄帝之所以能够创文字，制衣冠，造舟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等，与其强大的智囊团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黄帝之后，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以“柱下史”的身份，不但为周天子建言献策，成为周王室的智库成员，他也还为孔子这样的文化青年提供智慧援助，为帮助孔子成为“万世师表”提供了多方支持。
《史记·老子列传》中记录老子对孔子的建议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史记·孔子世家》则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接受了老子顾问服务后的孔子，一时间迅速成为广受尊重的学问家，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自老子后，老子的弟子文子计然可谓历史上第一位民间独立智库的创建者。《太平御览》中称文子“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楚平王熊弃疾也曾专门向文子问政：“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以一人之权，而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乎？”
文子的弟子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以道治国，兴越灭吴，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越国复兴梦，成为千古谋士的典范。
战国时期，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智库组织“稷下学宫”成功创办并全面推广。这所具有智库咨询性质、教育培训性质、学术研究性质的稷下学宫，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其中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在当前时代下，“中国梦”给了我们每个人梦想迸发、思想争鸣的新机会，如何准确的把握划时代的脉络方向，“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智库组织建设纳入国家软实力战略，亦将迎来新一轮“百家争鸣”的鼎盛时代。
二、亟待建立“新型”“特色”黄老智库思想体系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旧的价值体系已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仍在探索。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是中国价值体系重建的明显特征。
《环球之音》称：“毋庸置疑的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在各类场合中，行行色色的学者与民间机构，总是以引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观点为”骄傲“，并据此证明无所不能的“身份”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就算引用一点点道家、儒家、墨家等观点，不是底气不足而教条刻板就是彼此抨击而彰显自我，除此之外，恐怕只好用“皇帝的新装”才能加以形容”。文章指出，“借鉴世界优秀文化这无可厚非，但以湮灭民族文化为基点，那便成为“奴役”而数典忘宗。只有深谙历史，纵横古今，着眼未来，才能把握契机，脱颖而出。”
智库组织的主要职能不外乎是提出思想主张、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古往今来，具备独立思想主张与价值体系，能够以原创性思想主张来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的智囊学派与智谋人才，可谓极其稀少，唯独黄老道家一枝独秀，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放异彩。
《黄帝四经》曰：“道生法。”道家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 “道”当作世界的本原，并提出了一个以“道”为中心的宇宙本体论哲学，将“道”作为道家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最高范畴，这是道学研究的核心思想。
什么是“道”呢？什么是黄老智库应该研究的“道”呢？
《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既然是宇宙万物的原理和规律，能够生成和长养万物，那么，中华文明的最高标准也应当是道了。老子紧接着告诉我们：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太平经》认为，道是万物的元首，又是事物变化的根源。
“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
“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
在黄老道家看来：万事万物，首先要从“道”入其手，先掌握其潜在的规律，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手中有术，利用这个规律，扭转太极去发挥领先优势，引领潮流。但是，这个过程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即通过客观存在的规律去“有为”，而且要把握好“为而不争”。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于客观规律，用自己的私心欲望去改变大自然的规律，否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黄老文化所开启的大道之门，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套世界观和方法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评价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懦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黄老道家也为中华民族的智业发展，贡献了瀚如烟海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团队。
陈撄宁先生认为：“由道而通于政，则有洪范九畴，周官六部；由道而通于兵，则有阴符韬略，孙武权谋；由道而通于儒，则有仲舒扬雄，濂溪康节；由道而通于法，则有商鞅李悝，申子韩非；由道而通于医，则有素问灵枢，千金肘后；由道而通于术，则有五行八卦，太乙九宫。此道家之通别也。”
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言：“历代承平之世，儒家之术是以守成；戡乱之时，即须道家，以儒家权谋不足也。凡戡乱之辅佐，如越之范蠡、汉初之张良、陈平、唐肃宗时之李泌，皆得于老子之道。”
《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黄老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文子》、《阴符经》、《六韬》、《三略》、《素书》、《鹖冠子》、《黄帝四经》、《淮南子》等，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也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胸怀无极，心存天下，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大智慧之根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好的智库，会把自己的专业给“接地气”，以寻求最大影响力。在民间智库中脱颖而出的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作为当前国内外研究黄老道学实践运用的学术机构与智库组织，她以“道”为核心，以“商”为枢纽，提出了“以国家为神、以经济为血，以文化为气，以民生为精”的观点，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方略，伴随着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思想主张和体系著作的推出，已逐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高度认同。
三、黄老道家“新型”“特色”智库的服务领域
《道德经》告诉我们：“天下大事，为之于细；天下难事，为之于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虽然大道旁通万物，囊括一切，但我们只有抓住根本要害，脚踏实地，执守其一，才能取得进展和成就。
当前，代表“有形”的纯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极限，在许多研究未来的观察家眼里，人类未来是追求无形的精神满足的。智库的发展过程中，特色才是关键，专业才是根本。而中国智库之所以屡屡被“抢生意”，与研究涉足领域杂而不精、不够深入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道学虽然是“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大象无形、大用无用的智慧之源。但是，无极可以生出太极，虚无可以生妙有，黄帝那实用无穷的王道之学与老子那变化莫测的圣道之学一旦结合，我们就可以培养出能够“出有入无”的智慧型人才，能够通达大道的演变法则，引领时代风潮。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中国智库进行了总结，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显然，黄老道家特色的智库是属于民间智库这个范畴的。
全球知名智库兰德公司总裁汤姆逊曾在来华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并没有类似兰德这样的综合性智库，即研究领域也很广，每个领域的专家又能研究得很深的机构。比如兰德在物流、能源、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做得很深，但涉及的领域又远不止这些方面。”
习近平主席讲到的“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我们不但要从根本出发，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汲取智慧源泉，构建独立思想价值观。也必须从现实出发，从纯学术的狭隘研究视野走向更广阔的的行业领域应用研究。在这个进程中，那些动辄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过渡渲染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是不可能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的。否则，我们很难凝聚优势，办出特色。
两千年来，《道德经》作为黄老道学的精髓，其蕴含的丰富哲理和智慧思维，一直是治国安邦的经典思想。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非常关注老子《道德经》中蕴涵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他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即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论、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转化论和柔弱胜强的发展规律论。
黄老智库的建设，不但可以整理提炼出黄老道家两千余年中积累下来的治国理政丰富经验，也可以在现代军事斗争尤其是虚拟战争、信息战争、隐态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中提供独到的不凡见解。陈撄宁先生评说：“自古道家，无不知兵者，所谓有文事必有武备也。若专尚清静无为，其何以靖内忧而攘外患乎？盖道家最善于沉机观变，不轻举，不妄动，老谋深算，施于战阵，常操必胜之权。故兵学遂为道家特长，非此不足以定大业。”正如解放军高层领导提出的那样，我们应当“培育中国特色兰德公司”以应对各类“新型战场”。
国家要实现富强，除了完善的政治体制、强大的国防军事，和稳定的群众基础外，围绕这一切的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发展的趋势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增强经济、科技等基础国力，来提高民族凝聚力，实现富国强兵。此外，道家的自然生态观、道教的健康养生术、道商的经济发展观，完全有能力化解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道德危机、生态危机、健康危机与经济危机。道家的道德信仰、道家的民族立场、道家的创新精神，都会给我们社会的发展带来耳目一新却又受益无穷的见解。
这，将为具有浓厚黄老道家文化特色的新型民间智库发展提供空前的机遇。
四、黄老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然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民间智库只占5%。而这些机构一般很小，难有影响力。而“国内智库的主体是各级党政组织主办的研究机构，针对特定问题及其所提政策建议的讨论，缺乏不同群体的深入参与，公信力不够。”
如何解决此问题呢，那就需要大力扶持具有鲜明国家民族立场和以天下安定为己任的民间智库。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如果我们把内部的管理体制与体制内人才看做是“内核”的话，那么，出自民间的、山野的、非主流的外部智慧型人才更是必不可少的“外脑”。只有内外结合，以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心态，定期或不定期虚心采纳外部的观点，才能实现水火既济，形成其长远的竞争优势。民间智库的建立，只有从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才能取得社会的认同而经久不衰。
自古圣贤崇黄老，天下隐士多道家。我们相信领先于世界的5000年文明历史蕴育的道学文化，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爆发出无穷潜力，以民间智库为路径进行全球传播。在“尊道贵德”理念感召下，主导国际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引领各国思想大讨论，推动国际交往的发展进程，最终服务于大国的国际政治战略，让中华民族再次雄立于世界文明之巅。
作者简介：沈水海，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深圳正阳集团董事长。
